稅收與民生息息相關。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改革我國稅收制度，并出臺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著重保市場主體、保民生，尤其是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助力實現共同富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2012—2022年，我國新增減稅降費規模已達8.8萬億元，宏觀稅負由18.7%降為15.1%。

　　發揮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作用，牢牢兜住民生保障的底線。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14年就對扶貧開發工作作出了批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為消除貧困，打贏脫貧攻堅戰，近年來財稅部門落實落細110項支持脫貧攻堅的稅費優惠政策，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精準扶貧政策體系。在這些扶貧稅收優惠政策中，一方面，貫徹“要想富，先修路”的理念，注重脫貧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支持交通、水利等民生工程建設和運營。如在企業所得稅方面，對國家重點扶持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實行“三免三減半”；在增值稅方面，規定縣級及縣級以下小型水力發電單位可選擇按照簡易辦法計算繳納增值稅等，鼓勵支持市場主體參與改善脫貧地區基礎設施條件，加速優化脫貧地區經濟發展環境。另一方面，堅持“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著眼于高質量發展大局，更側重于助力“造血式”產業發展。在增值稅方面，對轉讓土地使用權給農業生產者、農業生產者銷售自產農產品等行為給予免稅優惠，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產業振興，并為貧困地區增添脫貧內生動力，使其從根本上走上脫貧致富之路。

　　此外，長期以來，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因此，財稅部門推出多項針對欠發達地區、革命老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扶貧稅收優惠政策，注重扶持貧困地區的企業，促進區域間協調發展。如西部地區鼓勵類產業企業所得稅優惠、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企業減征或免征屬于地方分享的企業所得稅政策等，鼓勵資本向貧困地區投資。對于受地理位置等現實因素影響而無法脫貧的地區，還設置了易地扶貧搬遷的稅收優惠政策，如對易地扶貧搬遷人口有關收入免征個人所得稅、取得的安置住房免征契稅等。同時，還從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多方面發力，鼓勵向脫貧地區的捐贈行為，如“對捐贈的貨物免征增值稅”“用于目標脫貧地區的扶貧捐贈支出，準予在計算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時據實扣除”等，提高了社會主體參與扶貧捐贈的積極性。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發布的《2018年度慈善捐助報告》，2018年我國扶貧捐贈金額首次超過醫療健康捐贈金額，升至捐贈領域第二位。

　　發揮穩就業作用，保障居民基本發展機會。就業是民生之本，保就業就是保民生。近年來，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就業形勢嚴峻，財稅部門分別針對企業和個人實施了一系列支持重點群體就業的稅收政策。從企業角度，一是注重激發企業活力，保住就業崗位。保市場主體就是保就業，小微企業是穩就業的主體，近年來，我國針對小微企業推出多項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促進穩就業。二是實施吸納重點群體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準予吸納重點群體就業的企業根據實際招用人數在3年內以定額依次扣減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和企業所得稅，定額標準為每人每年6000元，以鼓勵市場主體拓展就業崗位。從個人角度，稅收政策鼓勵個人通過創業實現就業�！敦斦�部 稅務總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務院扶貧辦關于進一步支持和促進重點群體創業就業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規定，對符合條件的失業人員，給予其每年12000元的限額，可自其辦理個體工商戶登記當月起3年內依次扣減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個人所得稅。鼓勵創業的稅收政策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2012—2022年，全國新辦涉稅市場主體累計達到9315萬戶，年均增加逾千萬戶，創新創業活力持續釋放。

　　發揮收入分配作用，在發展和改革中改善民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因此，十年來，我國稅制結構不斷優化，直接稅比重不斷提高，助力完善收入分配機制。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直接稅比重已達到36%。理論上，直接稅稅收負擔不易轉嫁，是調節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尤其是在個人所得稅領域，個人所得稅與居民收入息息相關，良好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能降低稅后收入的差距。近年來，我國實施個人所得稅改革，不僅通過提高個人所得稅免征額增加了中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還通過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實施個稅專項附加扣除制度，優化稅率結構，進一步強化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有利于擴大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實現社會公平。

　　促進實現共同富裕，稅收大有可為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黨的領導下，經過8年持續奮斗，我們如期完成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目前，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已被擺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提出，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遠景目標，現在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468，仍處在較高水平。而稅收作為重要的調節收入分配工具，在促進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大有可為。

　　收入分配作為影響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可分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強調效率原則，稅收不應過多地干預，避免影響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因此，在初次分配環節中，稅收應盡可能地為市場主體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為市場主體減輕負擔，鼓勵市場主體創新，助力市場主體蓬勃發展，做好實現共同富裕的“蛋糕”。

　　一是發揮稅收鼓勵創新發展作用，有效運用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稅收政策，積極引導數字技術賦能經濟發展，促進初次分配總量的增加。二是發揮稅收推動綠色發展作用，不斷完善我國綠色稅制體系，發揮環境保護稅、資源稅、消費稅等綠色稅種的協同效應，在綠色發展中優化初次分配結構。三是發揮稅收促進開放發展作用，通過優化關稅、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出口退稅等稅收制度，降低稅收壁壘，促進要素自由流動，暢通初次分配的國際循環。

　　再分配強調公平原則。在再分配環節中，應著重發揮稅收的收入分配職能，而提高直接稅比重是更好發揮稅收在再分配環節促進公平的最好做法。由于直接稅稅負較難轉嫁，具有較強的累進性，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因此，可通過健全我國直接稅體系、提高直接稅比重的方式，更好地發揮稅收收入分配職能。目前，我國直接稅比重低是因為個人所得稅在整體稅收結構中占比較少。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個人所得稅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為8.1%。因此，未來要適當提高直接稅比重，發揮稅收促進社會公平的作用，可重點從個人所得稅著手，進一步完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提高個人所得稅收入比重，發揮個人所得稅收入調節作用。具體而言：一是逐步擴大綜合征收范圍，下一步應將資本所得納入綜合所得征收，減少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之間較大的稅負差異。二是進一步優化個人所得稅稅率結構和級距，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為目標，擴大低稅率的級距，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稅負。三是完善專項附加扣除制度。收入相同但生活負擔不同的納稅人，其納稅能力也是不同的，實行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有利于更好地維護稅收的橫向公平。下一步，有必要通過調整專項附加扣除標準、擴大專項附加扣除項目范圍以及優化扣除方式等路徑，繼續完善專項附加扣除制度。

　　此外，在推進稅收制度改革的同時，也應注重完善我國稅收征管體制以保障公平。近幾年，稅收違法案件頻頻發生，不僅導致國家稅收收入的流失，而且嚴重影響了社會公平。尤其是在個人所得稅領域，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多為工資、薪金所得，而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多來源于財產性收入，隱匿性更強，若不能對財產性收入做到應征盡征，可能導致中低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稅后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阻礙實現共同富裕。因此，應加快推進我國現代化稅收征管進程，如通過以數治稅以及加強部門間信息共享等措施，做到應收盡收。

　　第三次分配是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補充。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痹诘谌�次分配環節中，稅收可以通過發揮其引導和激勵作用，進一步提高納稅主體參與慈善事業的積極性。

　　從捐贈總量來看，中國慈善聯合會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共接收內地款物捐贈2086.13億元，占全國GDP總量的0.21%，而美國2020年慈善捐助金額占GDP比重約為2.25%，是我國的10倍左右。因此，在第三次分配環節中，可通過擴大慈善組織認定范圍，明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捐贈財產、興辦公益事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等方式，提高我國社會公眾參與慈善事業的積極性。從捐贈結構來看，2020年，我國接收內地款物捐贈的金額中，企業捐贈金額占58.39%，個人捐贈金額占25.13%，而在美國，個人捐贈金額占比高達69%，企業捐贈金額僅占4%。未來，我國也可加大鼓勵個人所得稅慈善捐贈的優惠力度，如通過適當降低準予扣除慈善捐贈的門檻限制、提高稅前慈善捐贈的扣除比例、延長慈善捐贈扣除的結轉年限等方式，鼓勵更多主體參與慈善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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